佛系抗疫？英国政府都被牛津毕业的精英玩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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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迪·贝克特（Andy Beckett）译者：黄子晨
法意导言
PPE（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享誉世界，被誉为“人文学科塔尖的皇冠”。这一专业起源于牛津大学，曾被视为英国政治家的摇篮，但近年来英国社会也出现越来越多对PPE专业与课程设置的反思与批评之声。
2017年2月23日，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安迪·贝克特发表文章《PPE：执掌大不列颠的牛津学位》，从展示PPE在英国政、商、媒体等各界层层叠叠的校友与权力网络入手，向公众揭开这一牛津著名专业的神秘面纱。牛津PPE课程在学习任务量上为学生设置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赋予所有攻读者自信、国际主义、灵活变通的人生观，鼓励他们为英国和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伴随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巨变，牛津PPE专业的精英色彩、政治偏见、不切实际等局限也开始遭到批判与诟病。
安迪·贝克特认为，牛津PPE专业设立之初是前卫创新、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产物，但在战后其激进色彩逐渐消失。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PPE课程的冗繁庞杂是一道需要长久攻克的难关，但它不仅仅带来学术的训练，更意味着身份的证明、政治生涯的开端。PPE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一个政治家所需要具备的演讲与写作能力，但这种能力的“虚无缥缈”也被批判为“一本正经地大放厥词”。牛津PPE课程注重经典、理论、学科之间的相互启发，导师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知识之间的关联，这种教学方式如今看来毁誉参半。人们对于牛津PPE看法的变化，背后也揭示出英国政治与社会的近一百年间的巨变。如今，牛津PPE毕业生有更加多元的出路，在不同领域成就卓越；越来越多其它高校开设各具特色的PPE课程，紧跟时代趋势，不断发展进步。对原有PPE价值观失落的担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牛津PPE也必须在困境中谋求自身的发展。毕竟在英国，一代精英总会被下一代精英取代。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是英国现代政治史上很平常的一天。毕业于牛津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英文简称PPE，中文简称政经哲）专业的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发表了工党的大选宣言。该宣言由三位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BBC政治版编辑尼克·罗宾逊（Nick Robinson）、BBC经济版编辑罗伯特·佩斯顿（Robert Peston）和英国财政研究所所长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进行审核。英国首相、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大卫·卡梅伦就此宣言发表了一些批评，而工党影子内阁大臣、牛津大学PPE毕业生埃德·鲍尔斯（（Ed Balls）则对此进行了辩解。
在英国其他地方，大选开始三周前，自由民主党的财政部首席秘书、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准备访问金斯敦和瑟比顿，争取自由民主党主席、同为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的艾德·戴维（（Ed Davey)手中宝贵的伦敦席位。在肯特，英国独立党议员，牛津大学PPE毕业生马克·蕾克里斯（（Mark Reckless）正在他的选区（罗切斯特和斯特鲁德）开展拉票活动。《第四频道新闻》政治版的记者、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 Crick）在网上发布了关于当天动态的评论。
在BBC第四广播站的网站上，英国《金融时报》统计专家、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大选的播客。BBC第一频道“新闻之夜”的主持人、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埃文·戴维斯（Evan Davies）主持了党魁系列专访的第一场。在纸质媒体方面，《经济学人》杂志由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桑尼·明顿-贝多（Zanny Minton-Beddoes）主稿，刊登了一篇关于大选的特稿；《展望》杂志由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布朗文·马多克斯（Bronwen Maddox）主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选的文章；《卫报》由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主编开设了一个关于大选的专栏。《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选的报道，他们的老板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
牛津大学PPE课程比其他大学的任何其他课程，其他私立学校好恶不一的课程对英国政界的影响都更加深远，这一程度甚至已经达到其他民主国家无法匹及的程度。牛津大学PPE专业自97年前创立以来，其毕业生在英国遍地开花，从左派到右派，从核心党到边缘政党，从分析师到领导者，从和平主义者到革命分子，从环保主义者到资本家，从统计学家到自由主义者，从社会精英到民粹主义者，从官员到公关顾问，从恶霸到万人迷，已然形成一张横贯英国政治各个阶层的巨网——在这些人士中，有的表现突出，有的则比较低调。
“一代又一代，大量的政界精英从牛津大学诞生”，前著名政治传记作家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在2014年关于战后工党改革者、社民党创始人，20世纪30年代曾攻读牛津大学PPE专业的罗伊·詹金斯（ Roy Jenkins）的研究中写道。在当时，这门三年制本科课程的历史还未满20年，却已成为有抱负的政治家的首选课程：工党主席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和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以及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和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都曾攻读此课程。
牛津大学的PPE课程不仅是培养政界精英或其他以评判政治为生的人的工厂。该课程也赋予这些公众人物共同的人生观：自信、国际主义、思维灵活，最重要的是坚信像他们这样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的人，可以并且应该，为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许多未来的外国领导人也曾攻读这门课程，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以及澳大利亚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和鲍勃·霍克（Bob Hawke）。牛津PPE学位已成为学术成就和世俗成就的全球性象征。
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现代历史专业的工党思想家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表示：“PPE学位集精英大学与职业训练于一身，是好学生的最好证明。它能够塑造内阁成员的完美方式，也能够赋予你一种人生观。它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形式。”
然而，在这个新民粹主义时代，在反对精英和“专业政治家”的时代，牛津PPE不再像以前一样顺利地融入公众生活中。随着公司资本主义走下神坛，主流政客让人大失所望，传统媒体在社会剧变中逐渐迷失，PPE这一为这三大领域培养人才的课程已不再拥有昔日不容置疑的权威。不仅如此，人们也开始怀疑一所大学的课程及其毕业生是否会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随着质疑不断增加，PPE不再是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锦囊，而是祸首。
外人仍然难以揭开牛津PPE的神秘面纱。媒体经常提到此课程，却很少对其进行解释。单单是想知道PPE代表着什么，也必须要对英国的教育和权力体系了如指掌才行；一般来说，你必须要和PPE人有一样的牛津背景。我曾经问一位前党魁从这个课程中学到了什么，他故作漫不经心地答道：“你怎么想到要写关于PPE的报道”——正如当权派在接受调查时的惯用伎俩：“此地无银”。
PPE与工党的关系格外密切。这个学位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政党人物，如彭东尼（Tony Benn），托尼·克洛斯兰（Tony Crosland）和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格拉斯曼说，从执政角度看，工党事实上已经时常被视为PPE中的“当政派”。这种说法其实也可以套用在保守党身上。前内阁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和戴维·威利茨（David Willetts），还有卡梅伦内阁中曾经的唐宁街首席顾问史蒂夫·希尔顿（Steve Hilton）都毕业于牛津PPE。现任保守党内也有一些牛津PPE人，包括卫生部长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达米安·格林（Damian Green）和司法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
正准备写书探讨大学系统的前任教育部长威利茨（Willetts）表示：“PPE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英国教育的弊病之一在于过早进行专业细分化，而PPE则更接近美国久负盛名的通识教育。作为一名PPE毕业生，你最终会对现代政治史有广泛涉猎，遍历政治思想与哲学思辨的激流，攻克从货币主义到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堡垒。你被逼迫在一学期完成浩如烟海的作业——16篇论文。当你未来需要在截止日期内完成讲稿时，就会发觉受益无穷。”威利茨（Willetts）还表示：“作为部长，你有时会觉得在英国的政治生涯就像攻读PPE时论文危机的无休止循环。”
不是每个人都认可最后关头的临阵磨枪和逢场作戏——不禁想到卡梅伦内阁匆忙组织的脱欧公投——是统治国家的最好方式。去年10月，领导英国脱欧运动的活动家兼前政府教育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博客里写道：“如果您年轻，聪明，对政治感兴趣，学习PPE课程前还请慎重考虑…这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会鼓励像卡梅伦和艾德·鲍尔斯这样的人…一本正经、虚张声势地大放厥词”。
其他关于PPE的评论更刻薄。詹姆斯·德林波尔（James Delingpole）去年在极右翼网站布莱特巴特（Breitbart）上嘲讽道：“所有垃圾尾货都在牛津攻读PPE课程”。英国独立党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有时会把过于繁冗的政治理念戏称为“PPE式胡言乱语”。在小报和互联网上，PPE已成为精英主义，不切实际，不接地气的代名词。2014年，专栏作家尼克·科恩（Nick Cohen）（毕业于牛津的PPE课程）在保守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对这门课程的看法。他写道：“PPE课程培育了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规模最大也最受唾弃的统治阶级独立组群”。
埃德·米利班德、大卫·卡梅伦、菲利普·哈蒙德组图
英国是一个因纵容精英教育而臭名昭著的国家，拥有精密划分的等级制度和紧密联系的权力网。虽说方式上比较粗俗和狭隘，但这些仇视PPE的人正确地指出了这一怪象：单单一个学位，和它造就的思维模式居然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如此之久。而在牛津PPE内部，这些争论正在以更微妙的方式不断回响。保守党同僚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艾德·米利班德的前顾问）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PPE学位，1995年至2010年间在牛津教授政治学，至今仍经常负责组织牛津PPE学子的研讨会。他表示：“它仍然活像一门给1936年统治英属印度的人开办的课”。“每周进行海量阅读；撰写综述论文——这些都是大英帝国晚期公务员的工作。在PPE的政治课程里，你可以在三年的学习中对当代公共政治问题闭口不谈却仍然左右逢源——因为他们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讨论“过去”，讨论政治体制，然而对民粹主义或社会运动的关心却远远不够”。
伍德认为，这门课程的结构本身使许多PPE毕业生陷入某种“中间派的偏见”。“课程涵盖的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多数学生会错误地认为，实现正义的唯一方法是采取中间态度。他们错误地推断，要想在考试中拿高分，必须避免成为一个显眼的离群者。他们以为如果在各方各面都略知皮毛，就绝不会露马脚。”
自由市场的智囊团——经济事务研究所所长马克·利特伍德（Mark Littlewood）曾在1990年至1993年期间攻读PPE学位，他认为该学位的政治偏见正在加深。“PPE课程将人推向某种集权型角色。我的导师绝对极具魅力、出类拔萃，但我认为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或古典自由主义者。学生的意识形态都势不可挡地左倾”。一位正在攻读PPE课程的学生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在牛津大学教授政治的学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从温和派保守党到温和派工党。在经济方面，不少人的观点偏右，但几乎每个人都是社会自由主义者。”
牛津PPE的兴衰是整个大不列颠故事的一部分：兴盛了一百多年的政治权威可能正在不断衰落。伦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讲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说道：“PPE危机可能是更广泛的社会民主危机的体现之一”。“ PPE被看作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与公共服务连接的特权”——现在，相信这一观点的选民正越来越少。正如戴维斯（Davies）所说，PPE毕业生一度被广泛誉为怀揣远大抱负的高素质人才，但现在，他们被看作“妖怪”。区区一个本科学位怎么变得如此重要？
牛津PPE课程在创立之初是前卫的。1920年，在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进入了改革阶段。通常故步自封、变革缓慢的牛津大学，根据其官方校史，也在改革中开始关注“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动荡以及英国的高失业率引发的问题”。
一种有别于牛津通常所关注的中世纪和古典的想法逐渐在牛津大学形成：重新设立一个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专业学位。经济学和哲学学者认为，这种学位可以培养出更好为整个大英帝国服务的毕业生。如果牛津大学放弃对所有学生必须了解古希腊语的传统要求——这是私立学校的专长，那么该专业学位的出现也可以帮助更多受过公立学校教育的入学申请者进入牛津大学深造。
在牛津，古典研究一直被尊为高级人文学科（Greats，主要指古典学）。于是，那些支持PPE专业设立的改革拥护者们起就将他们的理念称为“与希腊语无关的高级人文学科”（Greats without Greek），而后称其为“现代的高级人文学科”（Modern Greats）。经济学家安德鲁•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认为：“在牛津， 你的思想观点成为这所大学漫长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几率越高，你能在这所大学里所做的具有颠覆性的事情就越多。”格雷厄姆20世纪60年代在牛津攻读PPE专业，随后担任该专业导师，直至1997年退休。他一直是PPE专业的坚定支持者。
起初，改革者希望新课程包括大量科学知识（这正是多米尼克•卡明斯和其他质疑PPE专业的人认为该专业相当欠缺的部分），但事实证明，这一创新已经要求太高了。不过，1920年11月，牛津大学同意开设PPE课程，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开设此类课程。牛津大学校刊《牛津报》（oxford magazine）和许多期刊都怀疑，PPE可能只是一个华而不实、条理凌乱的烂专业。尽管如此，第一批攻读PPE专业的学生还是在第二年的秋天入学了。
在攻读PPE课程的3年期间，他们主要致力于完成3个任务：拼命地撰写论文并在每周的各种导师辅导课上对其进行阐释、不断参加各类考试，还有绞尽脑汁去理解各种不同话题——包括自1760年以来英国的宪法和政治史、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1970年，PPE的教学大纲终于放宽了对学生的要求，允许学生在第一年末放弃一个任务。大部分学生都这样做了，但极少数拔尖的学生没有。但是对于这两类学生来说，PPE的冗繁庞杂都同样萦绕心头。里肯•帕特尔(Ricken Patel)说：“那时，我曾把心里的这个疑问告诉了我的一位老师，老师告诉我：“你正在辽阔大地上钻孔沉潜，我们教你如何挖掘，如何将这些钻孔相互联系取决于你自己。”帕特尔曾于1996年至1999年在牛津大学攻读PPE专业，之后与人联合创办了名为Avaaz的全球线上活动网络平台。
对于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来说，PPE一开始就不单单只是一个学位，而是政治探索生涯的起点。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于1924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他毕业于公立学校，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进入牛津后，他却彻底喜欢上了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GDH Cole)，一位思想激进又年纪轻轻的经济学导师和社会主义分子——牛津大学PPE专业里也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导师。盖茨凯尔后来在其文章中激动地回忆道：“人们当时议论科尔，认为他可能是英国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6年伦敦大罢工爆发后，盖茨凯尔成为了科尔的司机， 负责为科尔和伦敦工会领袖们之间传递紧急信件。每天驾车沿着曲折的乡间小路来回奔驰，并在学校关门前赶回学校。
休·盖茨凯尔（1906-1963），曾为工党领袖。
34年之后，盖茨凯尔成为了工党领袖，他将自己攻读PPE时的光辉岁月写成了回忆录，并将其发表。左翼作家希拉里•温莱特(Hilary Wainwright)还是小女孩时就读了这本回忆录。她回忆道：“读完那本书后，我的思想开始变得激进。于是我告诉自己，我要读PPE！’” 1967年，她开始攻读PPE学位。
由于和英国议会(Palace of Westminster，威斯敏斯特宫是英国议会的所在地)以及英国的其他权力中心关系密切，牛津大学一直是一个既世俗又超脱的地方，但PPE专业使得学校的导师和学生更系统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而不再是偶尔参加。这种现象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尤为盛行。
贝利奥尔学院的教学楼是一栋狭窄的L型维多利亚风格建筑，已经日显老旧。与传统的牛津大学建筑相比，贝利奥尔学院的教学楼少有建筑装饰，几乎只体现出实用的价值。几个世纪以来，贝利奥尔学院一直有意识地不断提高实力、更加开放进取：它开创了通过考试成绩而非凭借财富或关系的入学标准，它在PPE专业的设立上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也在努力将“贝利奥尔人”的优秀品质（有能力，有创新意识，对自己有坚定的信心）不断传承和发扬。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外观
与其他学院相比，贝利奥尔学院一直有着更多PPE专业的学生和老师，这些师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学院也有独特的培养精英的方法。曾在贝利奥尔学院任教28年的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说道：“贝利奥尔学院的PPE专业认为学科间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如果你学过一些哲学知识，那么就会成为一名更好的经济学家。”
格雷厄姆（Graham）是一个低调， 看似对外界毫无防备之心的人，他自称自己为左翼分子。在他不大不小的家中，咖啡桌上放着一本古巴旅游指南。然而在动荡的1960年代和70年代，他是工党总理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重要经济顾问，并担任20世纪90年代为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经济顾问。（2005至2016年，格雷厄姆还是掌控《卫报》（the Guardian）的斯科特信托基金会（Scott Trust）的董事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格雷厄姆先后担任过现任工党大臣伊维特·库珀（Yvette Cooper）、凯蒂·厄谢尔（Kitty Ussher）和现任英国广播公司战略总监詹姆斯·博奈尔（James Purnell）的老师。厄谢尔回忆道：“9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和格雷厄姆在校园里边走边聊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他挥舞着手臂。他说，‘通货膨胀过高了，你能做什么呢？银行存款利率呀……你要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呀！’他当时真的是这么说的，‘这是你能做到的。这也是你将来可能会做的事。”从贝利奥尔学院毕业十年后，凯蒂·厄谢尔当上了英国财政部大臣。
我问格雷厄姆，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学生有政治潜能。他严谨地说道：”如果你感觉到某人会为美好的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接着，他露出了笑容：“你会非常开心！”
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和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曾在贝利奥尔学院攻读PPE学位。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在他的《希斯（Heath）》传记中写道，贝利奥尔哲学导师林德赛（AD Lindsay，PPE学位的创始人之一）是“对希斯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其影响仅次于希斯的母亲”。半个世纪后，当我在贝利奥尔学院学习现代历史时，希斯仍然坚持参加贝利奥尔的活动。
在漫长的20世纪中叶，社会民主鼎盛时期，一些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喜欢炫耀自己的权力。根据詹金斯（Jenkins）回忆，1930年代至60年代在这里任教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Thomas Balogh）喜欢故意安排自己的辅导课被大人物的电话打断。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PPE专业的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聘请巴洛赫为英国政府担任顾问，他就是当年喜欢打电话来打断课程的咨询者。
像希斯和许多早期PPE毕业生一样，威尔逊也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与其他攻读PPE学位的学生一样，他最开始在牛津攻读的是其他专业，后来才转到PPE。他有和希斯一样的发现——攻读PPE学位改变了他的一生。转至攻读PPE学位后，威尔逊逢人便炫耀自己在PPE专业排名第一。他的一位导师说，威尔逊在牛津学习时非常刻苦，“他是全欧洲最了解政治选举的。”从政后威尔逊赢得的大选比任何其他现代英国政治领导人都多。
PPE迅速成为牛津大学发展最快的专业，其学生人数仅次于历史专业，排名第二。后来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在20世纪49年代开始攻读PPE学位。她说：“PPE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根据牛津大学的标准，这是一个新专业，老师也完全有别于传统。随着英国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在战后时期，PPE的激进色彩逐渐消失。牛津大学的优点兼缺点之一是它不是一所自上而下的大学：课程的内容主要取决于老师想教授什么。正如威廉姆斯所说，PPE的教师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教学大纲，他们就很少再更新自己的内容。直到1960年代后期，即便全球范围内爆发了抗议当前政治的十年抗议热潮，但PPE仍然专注于更传统的，甚至是孤立的话题。温赖特（Wainwright）回忆道：“PPE教授的经济学是非政治性的，不平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政治学中的无数课程似乎与正在发生的危机无关。PPE已成为一门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技术课程。”
顺理成章，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家的子女选择攻读PPE课程。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女儿玛格丽特·杰伊（Margaret Jay）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在牛津大学攻读PPE课程。她回忆道：“当时我们学院（萨默维尔学院）有6人攻读PPE课程。一个是盖茨凯尔的女儿。两个是极其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工党顾问）詹姆斯·米德和尼古拉斯·卡尔多的女儿。”随后，前工党公关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 Alastair Campbell）的儿子罗里·坎贝尔（Rory Campbell）和前工党外交大臣兼留欧派领袖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儿子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也攻读了PPE学位。牛津大学一直很传统，随着PPE成为牛津大学的著名专业，原本的精英文化逐渐变为家族文化。
哈罗德·威尔逊、爱德华·希斯和罗伊·詹金斯组图
在20世纪60年代，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PPE的抗议爆发。尽管人们已逐渐忘记那场抗议，它也影响了如今的反PPE潮流。喜欢捣乱的左翼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是这场抗议的参与者之一。在1963年至1966年攻读完PPE课程后，他跟朋友打赌，他敢在所有考试中提及越南战争。阿里回忆道：“在经济考试中，有一个问题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补贴运输形式是什么？”我回答道：“是从西贡到丛林的美国直升飞机服务，因为不用花一分钱。问题是，这种飞行服务经常有去无回！”
他希望老师可以将他的卷子判为不及格，这刚好可以反映出PPE的保守主义倾向。但是老师太聪明，或者自由主义思想太重，他的卷子只是被判为C。
同时，正在攻读PPE的学生也在不断分化。温赖特（Wainwright）回忆道：“有两个阶层：一类是众望所归会成为政治家的学生，例如后来的保守党大臣埃德温娜·柯里（Edwina Currie）和后来的工党官员戴维·利普西（David Lipsey）。这些学生后来加入工党，保守党的大学生俱乐部或牛津大学辩论社；还有一类会成为政治活动家和PPE课程的批评者。”她后来加入了后者。“我们成立了几个小组，对PPE学习的整个过程进行批判。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具政治参与度的课程，关注现在的政治局势。”
这场抗议甚至对英国大学的更多专业都提出了质疑，而其中最有力的产物，是一篇名为《PPE的贫穷》的长篇议论（出版于1968年，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份）。文章标题参考自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因为很多人认为PPE课程中关于马克思的内容并不全面。最后的一篇文章由特雷弗·帕特曼（Trevor Pateman，一位刚刚在排名中获得第一的、言辞犀利的左倾主义者）撰写。他写道：“牛津大学的PPE课程不会教育学生如何通过学习获得更多奖学金，只会教授学生提高自己使用有限的知识写出半吊子文章的能力，PPE是关于社会工程师的‘理想培训’。”
如今，许多PPE评论家都在重复帕特曼对PPE的批评。但他的论点是，PPE在学术上的局限性是有意的，旨在巩固英国政权的深层结构。这一更基本的观点，也促使他致力于改变PPE这种几乎不提民粹主义或者街头小报的课程。他希望PPE能够将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融为一体，从而“更加具有流动性”，可以“带来颠覆性变化并为校外激进变化的政治观点助力”。
在遭到激进分子攻击时，PPE高层就像英国的权贵一样倾向于这样回应：吸收一些批评以改革其体制，同时保留其基本制度。到1971年，政治学课程的教材中增加了反主流文化者最喜欢的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 和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作品，也将《越轨、异化与混乱》(Deviance, Alienation and Anomie）中的一章加进教学内容。但是关于“自1865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和宪法历史”部分的体量还是远远超过新加的内容。而这是唯一保留至今的为贴合课程主题而更新的版本。
牛津的PPE课程可能是一个顽固不化又难以捉摸的敌人。在牛津大学，PPE无处不在。一个大三学生说：“PPE真的无孔不入。几乎每个学生社团的委员会中都有学习PPE课程的学生。读PPE的学生通常都很外向，善于交谈，善于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不过，攻读课程设置更加严格（例如科学）专业的学生认为PPE无足轻重。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某一女性洗手间的卷纸筒上方曾涂鸦着：“PPE学位，随便拿！”
与牛津大学的许多其他课程不同，PPE没有自己的教学楼。在这满是学术中心的地方，PPE的教授地点只在两个无名之处的小角落。两个角落相距只有半英里：一处是一栋低矮的玻璃建筑，用来教授政治和经济；另一处是一栋普通的石砌建筑，用来教授哲学。随着必修课逐渐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牛津的PPE根本不是一个学院，而是散落在其三个科目之间，在不同学科组合中川流不息的学生而已。
牛津大学PPE专业的教学场所
安德鲁·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说：“PPE课程的教师中甚至没有资深导师。”“只有一个PPE委员会，他们......”，他开始转向含糊其辞：“在一幢建筑中的某处召开会议。”该委员会的一位新成员告诉我，每学期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持续几小时。委员会成员感觉怎样呢？“他们自我感觉很好，觉得正是他们让PPE与时俱进。”
大三学生说：“在课堂中，我们讨论英国脱欧这一案例。我们也阅读一些与之相关的政府现行文件。”PPE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学习《博弈论》《中国政治》或《后工业社会》。因此，人们总是批评PPE专业过于英国化，已经落伍，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了。
自1920年以来，该课程的重点一直没有改变。官方招生视频刚开始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长镜头缓缓扫过唐宁街10号门。视频里一位老师强调，“由于很多毕业生都会从政，您们会拥有广阔的人脉资源。”接着，著名从政校友的名单就会罗列在政治和经济部门的新闻通讯中。
牛津大学PPE专业宣传视频封面
迄今为止，对PPE课程的追捧只中断过一次。1979至1997年间，成为政治中心弄潮儿的PPE毕业生越来越少了。仍有很多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在内阁中任职，但是很多人都毕业于其他专业，最普遍的就是法律专业。也有新的精英加入内阁，这些精英是剑桥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的政府比战后的前任管理者领导的政府更加苛刻，专断，更弱化中央集权主义。因此，越来越多抱着顺从、妥协、支持怀特沃尔（Whitehall）心态的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逐渐被冷落一旁。
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于1986年至1989年攻读PPE学位，此时，撒切尔主义正如日中天。他记得学校课程时而“追击撒切尔改革”，草草发文攻击私有化，又有时完全忽略撒切尔。马克·利特伍德（Mark Littlewood）说，他在1990年代初期在贝利奥尔学院学习PPE课程时，“仍然有一种PPE的观点认为撒切尔主义是异端。”
曾经教过利特伍德（Littlewood）的格雷厄姆（Graham）表示，利特伍德的言论难免夸大其词：“我记得有很多关于撒切尔经济学的研讨会和教程。”利特伍德确实承认，在哲学课上，老师要求他读一本有关自由放任主义者的书——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与乌托邦》。读完后，他不再是“沉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成为了小政府主义理念的拥护者。令人惊讶的是，其他对牛津PPE感到不满的人（如希拉里·温赖特和塔里克·阿里），也讲述了通过跟紧持不同政见的导师或者自己设计阅读清单，于课程的边缘地带寻求意见解放的类似故事。格雷厄姆说：“人们认为，PPE总是灌输观点......在这点上，我们所教授的学生太聪明了，他们开始反抗。”
贝娜齐尔·布托、昂山素季和鲁伯特·默多克组图
但不是所有人都反抗。随着撒切尔主义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减弱，PPE塑造了更务实的新一代政客——目前，其影响力似乎已遥不可及。在牛津，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和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的老师都是经济学家安德鲁·格林（Andrew Glyn）。格林曾经是牛津大学PPE的学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左翼革命团体“激进分子”的核心成员，但后来不得不对社会民主制度加以尊重。利班德的前顾问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说：“安德鲁对埃德的思想方面影响最深远。”2011年，我与米利班德谈论现代资本主义，他强调：工人所获得的利润份额在不断减小。格林（Glyn）早在几十年前就率先提出了这种说法。
同时，在贝利奥尔学院，伊维特·库珀（Yvette Cooper）和詹姆斯·珀内尔（James Purnell）都是PPE人中很自信的成员。他们在学生聚会上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讲，并为工党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漫长的牛津暑假期间，珀内尔曾为一名叫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新星议员工作。PPE始终秉承将政治家带到牛津的传统，通过开展研讨会或客座演讲的方式为学生揭开政治的神秘面纱，同时也帮助各党派发掘人才。
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于1985年至1988年攻读PPE学位。随后，他的政治导师弗农·博格达诺（Vernon Bogdanor）表示，卡梅伦是“我所教过的最有能力的学生之一”。尽管卡梅伦在牛津大学几乎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获得第一名后，他于几周后在保守党研究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成为了卡梅伦担任的快速通道。纪录片制作人迈克尔·科克雷尔（Michael Cockerell）说道：“你可以看到卡梅伦是一位典型的PPE人：世俗，深谙媒体之道，论文危机型总理”。他制作了一系列PPE政治家的名人传略，包括卡梅伦（Cameron），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和战后工党改革派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
当然，科克雷尔自己也攻读过PPE学位。他说：“PPE可以让你的演讲更流利，就像政治家一样，记者们（唐宁街10号的出镜记者）通常也必须成为表演艺术家。攻读PPE的人开始了解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光环之下的背景。”
尽管许多英国政经新闻都是行家腔调，且他们未能预见金融危机或民粹主义或卡梅伦和米利班德在未来的命运，但是媒体界的PPE人未免对政界的PPE人太过体恤了：这种理解有时会转化为同理心或彻底的同情，而忽略了他们的行政方式实际上缺乏PPE专业所教授的那种彬彬有礼。
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说：“PPE人不搞冲突。牛津PPE将政治领域的一切都淡化为一个技术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政策？PPE教导你，金融危机后不要对银行家的状况漠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偷窃，金融危机应该归咎于政府的错误政策。”
PPE是一种广泛涉猎、历史悠久的教育形式，三言两语想概括PPE永远是不准确的；甚至，PPE毕业生们的政治生涯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卡梅伦是妥协的还是激进的保守党？这取决于你对紧缩政策的理解。但在英国的改革历程中，PPE毕业生的政绩毁誉参半。政绩卓著者如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任内政大臣期间成功推动了堕胎和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政绩惨淡者如丹尼•亚历山大(Danny Alexander)，作为当时来自自由民主党的财政大臣，他为政党联盟的开支削减方案辩护了五年，最终因无法令人信服而黯然辞职。
从某种程度来说，牛津的PPE课程仍在蓬勃发展。在2007年至2015年之间，该课程的申请数量增长了28％。一位近期申请成功的学生说，“我上综合中学时还不太了解PPE。在申请过程中，我了解到该专业很有名。每个申请者都会了解攻读过PPE专业的这些人。”
“但是当你去听讲座时，尽管有上百人都挤在这里听讲，最终进入政坛的人寥寥无多。”PPE的影响范围很广：许多对从政感兴趣的的毕业生继续为慈善机构，援助机构，激进团体，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作。PPE专业的学生自己承认，PPE专业已不再仅仅为英国政界培养精英人士。
无论你怎样定义政治，攻读完PPE后，您可以选择从政。一位在2000-2009年间教过PPE的老师说，“投行在我们学院挖走很多毕业生。”尽管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批评牛津PPE在政治上太保守，但他认为PPE反对者在看待这些毕业生时的态度前后矛盾：“那些一毕业就奔入伦敦金融城，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的人——之后你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他们成为公众无法理解的隐形精英；同时，那些热心公益的PPE毕业生也受到抨击。”
尽管这样，在最近的几十年中，24所英国大学（包括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纷纷开设了自己的PPE课程。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PPE课程政治上非常激进，戴维斯就学习了该课程。该课程包含大量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内容（1968年牛津PPE课程中的激进派学生就希望PPE包含这些课程，但没能如愿）。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PPE课程为期四年，注重数学教育，旨在培养技术专家。PPE概念也已经远播国外，从美国到南非，再到荷兰的数十所大学。
然而，能够对标牛津大学PPE课程的成功案例有更长的时间积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于1936年成立PPE专业（尽管名字有所不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于1945年成立PPE专业。与牛津的PPE专业一样，这两个学院都旨在改善国家治理，并随着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减弱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反对之声。
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执教，她说，与牛津大学相比，“肯尼迪学院更加大胆，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以供研究”。和很多牛津PPE毕业生一样，瑞根·帕特尔去了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他发现该学院更“专业”。“课程全部是专业技能：公开演讲，战略管理——牛津的PPE课程中学不到这些。”他继续说，“肯尼迪学院的学术不像牛津那样学术严谨。肯尼迪学院认为没有什么价值观或原则可以塑造学生，因为他们毕业后会继续成长。”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角
然而，格雷厄姆和其他PPE元老们担心，在过去十年中，牛津大学学位的某些“价值观和原则”一直在动摇，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他说，与其他地方的经济学教育一样，“牛津的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经济学正逐渐与其他科目分离。整体来说，对PPE教学感兴趣的教师也越来越少，很难说服他们去教授自己本专业以外的课程。”
他认为，PPE课程也许会在困境中不断发展。这条产出温和派政治家的生产线经历了法西斯浪潮、二战、战后中间派共识的消失、大英帝国的解体以及互联网和后工业主义带来的几十年社会剧变。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PPE课程可能变得更加灵活，以谋取更长远的发展。
但是如果PPE没有幸存下来，崇尚实用主义的牛津大学也想好了替代方案。七年前，牛津大学用乌克兰裔美国商人和慈善家伦纳德·布拉瓦特尼克（Leonard Blavatnik）捐赠的了7500万英镑开设了布拉瓦特尼克政治学院。学院主体为专门建造的新建筑，该建筑为螺旋状，外表由玻璃和金色石材制成，距离PPE课程的寒酸场所只有几百码。布拉法里克学院面向研究生提供公共政策课程，更直白地说，其任务就是培养领袖。与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一样，在英国，一代精英会逐渐被另一代精英取代。
翻译文章：
Andy Beckett, PPE: the Oxford degree that runs Britain, The Guardian, February 23, 2017,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7/feb/23/ppe-oxford-university-degree-that-rules-britain
译者
介绍
黄子晨，17年入学北大英语系，18年转入元培学院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本科主要进行政治学与法学领域学习，未来计划赴美深造。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